当前人们的预期转弱特别是企业家预期转弱,确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。从字面上理解,“预期转弱”是指人们对经济前景不如从前看好,普遍缺乏信心。可从两个角度观察:一是从消费者角度看。若消费者预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会下降,从现在起就可能缩减消费,导致消费需求不足。另一个是从企业家角度看。若企业家认为未来投资的风险在加大,会收缩投资,导致投资需求不足。
需要追问的是,人们的预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?经济学历来重视研究“预期”,不过20世纪70年代前,经济学者关注的是“适应性预期”。所谓适应性预期,即人们根据以往经验,对未来的变化作试错性推测。比如历史上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,失业率往往较低。根据这一经验,若当年经济增长加快,人们便会预期失业率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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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20世纪70年代,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否定适应性预期,提出了“理性预期假说”。所谓理性预期,是指“逻辑推测”。换句话说,是人们利用已掌握的信息,根据逻辑对未来的变化作推测。举个例子——若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,人们便可推测出现通胀;通胀出现后,则可推测央行可能加息;而央行一旦加息,又可推测股市会下挫。诸如此类预期,则为理性预期。
在我看来,以上两种预期并非完全对立,现实生活中可以同时采用。而且无论“适应性预期”还是“理性预期”,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:存在决定预期。适应性预期需以经验事实为依据;而理性预期对未来变化作逻辑推测,其实也不能脱离经验事实。要知道,“逻辑”不过是对客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提炼而已。
理解了“预期”的含义,再来讨论企业家预期。我这里所说的企业家,特指民营企业家。企业家作为理性人,推测未来当然要根据经验和逻辑。问题是他们会依据哪些经验呢?为写这篇文章,我访谈过20多位相熟的企业家,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,归纳起来:一是看个人财产是否安全;二是看营商环境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参与公平竞争;三是看国家方针政策是否稳定。
那么企业家作预期的逻辑为何呢?当然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利润。企业家在商言商,追求利润无可厚非。这是说,如果企业家相信自己的财产不会受到侵犯、市场竞争环境公平,而且也相信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不会改变,那么,他们对企业前景则会有乐观预期。否则,预期就会转弱,甚至丧失信心。
的确,企业家对企业前景就是这样作预期的。有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。1992年初,邓小平在“南方谈话”时讲:“农村改革初期,安徽出了个‘傻子瓜子’问题。当时许多人不舒服,说他赚了一百万,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,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,得不偿失。”读者要仔细体会这段话,里面包含了三层意思:即保护企业家(财产);保护公平竞争;政策不能变。
邓小平讲这番话,目的是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,提振企业家的信心,果不其然,1992年后民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。有数据显示,民营企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现已超过50%;国民生产总值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了60%;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了70%;城镇就业超过了80%,而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了90%。
然而令人不解的是,目前民营企业家预期却有转弱的迹象。照道理讲,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,“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,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。”国家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方针也没动摇过。
问题出在哪里呢?学界有一种解释,是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新冠疫情影响。不否认这是原因之一,但并非关键原因。关键原因,是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和公平感。毋庸讳言,现在确实还有一部分人存在仇富心理,对民营企业有偏见,不仅错误解读或曲解中央精神,甚至用个别企业出现的违法事件整体否定民营经济。危言耸听,企业家心里没底,当然要等待观望。
在2018年11月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批评说:“一段时间以来,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、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。比如,有的人提出所谓‘民营经济离场论’,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,要退出历史舞台;有人提出所谓‘新公私合营论’,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‘公私合营’;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,等等。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,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。”
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掷地有声,可至今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仍有不小的市场。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,保护一个年广久,带动了民营企业异军突起。由此看,当前要稳定企业家预期,必须给企业家足够的安全感和公平感。
【作者:王东京,为中共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原副校长(副院长)、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