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洛名碑鉴赏
如日中天的碑额刻辞
辟雍碑碑额解读
(资料图)
胡树青(古文化学者中国古都
学会第六第七届理事)
20上世纪30年代初,在汉魏洛阳故城(遗址)出土了一通古碑,碑额上镌刻着“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”等字;立碑时间为“咸寧四年十月廿日”。可知,这是西晋王朝刻立在辟雍中的石碑。由于此前并未发现过跟辟雍有直接关系的碑刻,故特称此碑为“辟雍碑”。
辟雍碑的造型既不渝中原古碑的通制,也有自己独特之处。对此“文史博学”博主胡树青已经对她的造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赏析,今天我们鉴赏她的碑额刻辞。
中国的古碑是古代文化的典型载体,单说他的形制就渗透着法天则地的思想:碑首“象天”,碑座“法地”,碑身刊载碑文阐扬“人事”;人们观看碑刻,首先瞻仰的是碑额;所谓额,也是“题”,其刻辞是画龙点睛的“关键词”,要想准确的顺利理解碑文,首先要读懂碑额上的刻辞。
辟雍碑的碑额刻辞为:“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”,多至23字,其排版也很独特,绝大多数碑额上的文字,或者单行,或者数行;行与行的字数都相等,列与列的字数均一致,整体版面排列为矩形。而辟雍碑碑额上的文字则参差不齐(见下图)。
对于这种特异的排版,近人大多不甚理解。有个日本学者以为,碑额上的4行文字,每行各自对应着碑文的一个段落,犹如4个小标题。他说“大晋龙兴”,对应着碑文的第一段,述说西晋王朝的兴起;“皇帝三临辟雍”,对应着碑文的第二段,记述晋武帝三次莅临辟雍;“皇太子又再莅之”,对应着碑文的第三段;“盛德隆熙之颂”对应着碑文的第四段也即“颂曰”以后的四字句式的韵文。
这乍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,其实不然,机械刻板,与碑文本意并不符合。
辟雍碑碑额文字之所以被安排为高低错落,长短不齐,这主要是受制于古代“崇圣”的要求。在古代,诸如祭文、碑文、奏章以及科举试卷等“制式”文字,文中一旦遇到诸如玉皇、神灵、天子、圣人之类的称谓,都必须在行文格式上有所显示,表示敬意,“提行”就是表示敬意最常用的方法。
所谓“提行”,就是在行文中一旦遇到了上述之类的字样,不管行文是否到了一行的末尾,就要另起一行还要提高一个或两个字。辟雍碑碑文的正文中,在“宣皇帝”、“文皇帝”、“圣上”、“皇帝”、“诏曰(其为“皇帝诏曰”的省称)”、“皇太子”等出现时,都使用了“提行”;
碑额上的文字呈现为高低错落,长短不一,也属于此种原理。再者以上圆下方为特征的碑额形状也对排版有影响:中央高,两边低,犹如人的头与两肩,非常得体。
按现代汉语语法分析,“大晋龙兴”并非独立文辞,它直接修饰“皇帝”。“龙兴”一词在历代文献尤其是汉、魏碑刻中,特指一代王朝或开国皇帝发迹兴起,《辞源》释曰:“喻新王朝的兴起。汉孔安国《尚书序》:‘汉室龙兴,开设学校……’”北魏《中岳嵩高灵庙碑》碑文:“大代龙兴,拨乱反正。”明人谷应泰《明代记事本末》以“昭代龙兴”指代朱明王朝初兴……
在这里,“大晋龙兴”修饰的是“三临辟雍”的皇帝,即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。在辟雍碑碑文中,他是主角,是“三临辟雍”的主语。所以一、二两行应连读为“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”。可是由于“提行”的要求,“皇帝”不能屈居于“兴”字之下,而要抬到最高处,于是便成了碑额上的排版。
同理“皇太子”也不可屈居于“辟雍”之下,尤其不能把“皇太子”分裂为两行,也需要“提行”,并且跟第二行平齐。
“盛德隆熙之颂”是以“之”为标志的偏正式名词短语,“颂”为中心词,同时,“颂”更是碑额刻辞的中心语。
古人对碑文的分类方法跟现在不同,有些内容相同仅仅标题上的用字不同的碑文,可能被归为不同的类别。
对于前散后韵的碑文,会把后边的“铭”或“颂”当成文章的主体来标榜,而打头的散文则是被看做居于次要地位的“序”。事实上,“铭”、“颂”之前的“序”的篇幅字数往往成数倍地超过后面的“铭”或“颂”;
从内容或曰功能上看,序文的载述更明白,更具体,更完整。以韵文形式的“颂”、“铭”是韵文,是诗歌,由于受诗歌样式、格律、用韵、对仗的限制,其对事物的记述则非常笼统。从内容上讲,“颂”、“铭”大多是对序文的重复;然而古人依然以“某某颂”,“某某铭”做全文的标题;对于序文,通常则以更小一号的字标记为“并序”;一个“并”决定了“序”的地位为次要。
若照那位外国学者的解读,把碑额刻辞分割为并列的4句话,分别作为4个段落的段意,这就如流水账薄,非常机械!
而笔者的理解,碑额刻辞所要传达给观众的核心内容是“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再莅辟雍的颂”,加上高调渲染和润色,乃称谓为:
“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”。
这样的刻辞,犹如丽日中天,赫然,灿然,大气磅礴!
欢迎方家长者质询赐教!